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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“和”的境界
陈中浙    1个星期前    中国文化报    浏览数:265

 什么样的书法才算是好的呢?我认为就是一个“和”字。一件作品要达到“和”的最佳境界,是一个什么状态呢?线条的长短粗细、用墨的浓淡枯润、点画间的隔格距离、字与字之间的大小参差,等等,都能做到既没有过,也没有不到位,恰到好处的“中庸”状态,这样的书法才是好作品。

那么,怎样才能甄别出一件作品的优劣,如何才能写出一件好作品?我认为,应从用笔、结构、章法这三个方面来着手。

讲到用笔,自然要说立体感。一般来说,中国古代的书法家,写字都喜欢中锋用笔。因为中锋用笔写出来的字,就具有立体感。中锋行笔的特点是笔画比较饱满、浑厚、圆润,有句话叫“存筋藏锋,灭迹隐端”“藏头护尾”,这是对中锋行笔的形象描述。然而侧锋行笔截然不同,就是笔尖侧着锋,从左下开始入笔写出去,锋芒毕露,比较张扬。生活当中有一种人的性格也是这样的,对应于笔法上,就是侧锋取法。大家看唐代冯承素《兰亭序》摹本,虽然没见到过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真迹,但是可以据此摹本推测,《兰亭序》的真迹大概也是中锋用笔来书写的。比如明代张瑞图的作品里字字可见典型的侧锋用笔,造就了他张扬不羁的书风。大家将这两幅作品相互对比,就能看出区别。虽然历史上一般的书法家都喜欢并且惯于中锋用笔,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中锋用笔就是好,侧锋用笔就是不好。这就像是低调、内敛的人就是好,张扬、外露的人就不好一样。待人接物,有时候需要低调内敛,有时候也需要放开一下,适当张扬一下。人就是这么一种复合性的性格,那么在一件作品当中,有时候用中锋,有时候用侧锋,也是一个道理。比如这件王珣的《伯远帖》,是如今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的一件魏晋书法真迹,应该是体现了魏晋书法作品的最高境界,每个字无时无刻不是处在随机的变动当中,完全是根据书写者当时的心情而来,一会儿是中锋,一会儿根据需要也可以用侧锋,而绝对不是事先谋划好、固定好的,否则那就无法称之为艺术。讲到《伯远帖》,还有两件作品也必须要提到,一件是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,一件是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,它们被清代的乾隆皇帝视为一生当中最稀有的三件宝贝,他的书斋号“三希堂”就是因此而来。这两件作品没有真迹传世,都是唐代人的摹本,《快雪时晴帖》今天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,《中秋帖》跟《伯远帖》则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用笔除了要有立体感之外,还要讲究变化感。这个变化是指用墨的浓淡枯润的变化,变化越丰富,作品显得越有味道。除此之外,还有线条的长短变化,变化的节奏感。节奏感常常用于音乐,而书法也有节奏感。如果下笔重一点,用墨浓一点,线条粗一点,就好像一首乐曲节奏中的重拍音符;如果下笔轻一点,用墨淡一点,线条细一点,就好像一首乐曲的弱拍音符;如果线条长一点,就好像乐曲当中的延长音;如果笔画似断非断,就好像乐曲当中的休止符。由此可见,艺术之间虽然门类有所分别,然而内在的实质基本是相通的。还有力量感,就是一个字当中,肯定有一个“眼”在那里,写任何字,如果抓不到或是写不出这个“眼”,那这个字是没有味道的,也是没有神采的。有了这个“眼”,这个字突然之间就活了起来,灵动了起来。

在结构方面,怎么样把一个字写得漂亮,一定要掌握一个原则,就是“整齐平正,长短合度,疏密均衡”。这样的字写出来才会四平八稳,稳如泰山,同时也符合了“中庸”的美感。此外,如果能“在平正中见出险绝,险绝中求得趣味”,那这个字就更加神采奕奕了。但是不管怎么变,整个字在你的手下,一定要有个原则,就是不改变点画在字形中的排列次序,从改变点画的粗细、点画之间的距离、角度或增减点画等产生的结构变化。总而言之要以“和”为最高的原则。线条太粗、太细、太长、太短都不好看,要恰到好处。

写字还要干干净净,清清爽爽,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。相对楷书而言,行书、草书受情感波动的影响比较大,所以在书写过程中,随时都处在“变易”当中。而“变易”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,要把“变易”落实到位,是不容易的。在写字上,写到最高境界就是该收的要收,该放的要放。懂得了该与不该,也就懂得了中国文化。

在章法上,能把每个字写好并不难,但是若能把很多字串在一起,每一处的关系也都能处理得很到位,那就不是那么容易了,这大概就叫章法。它包括正文、题款、印章,可以呈现为条幅、横幅、斗方、扇面等很多样式。正文可以是抄写古人的诗词文章、警句格言,也可以是自己撰写的文字。落款的字一定要比正文小一点,盖的印章一定要比落款小一点,这样才会好看。总之正文要大,落款要小,印章更要小,印章永远只是起到一个点缀的作用,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美的状态。大概在元初的时候,书画家们才有意识地在作品上盖印章,盖印章的目的通常是为了点缀,或是起到证物的作用。

说到章法,这里就来谈一谈苏东坡的《北游帖》。苏东坡曾在杭州当官,后来被朝廷派去密州、徐州一带任职。那段时间,他非常怀念在杭州生活的日子。有一天,他接到杭州一位方外故友可久的一封信,更加勾起了他对杭州的思念。《北游帖》就是苏东坡对可久的一封复信,信中所谓“北游五年,尘垢所蒙,已化为俗吏矣。不知林下高人犹复不忘耶”,流露出自己对杭州生活的怀念。一件书法作品的极致状态,其实就是体现了中国哲学的“关系”。一个人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,他也绝对可以在两个极端之间自由游走。在苏东坡的这幅作品中,他将“蒙”写得很大,而随后又把“已”字写得很小,如此放手自由创作而不显突兀与失误,是在于他把握住了中国文化当中的密码。所以,我们研读古代的法帖,其实也是在与古人对话。

(作者系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)

责任编辑:明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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